盈远期策略 1945，现代史上关键一年

1945年9月9日盈远期策略，上午9时。

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内脸色苍白。眼下，他将代表128万仍然驻扎在中国战区的侵华日军，向中国政府签字投降。现场的记者随后报道说：

“冈村宁次进入席前，脸色惨白，眉头高耸……签字时，手臂微抖，签字盖章后，低头俯视有五十秒钟之久。”

在将投降书递交给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后，冈村宁次先是鞠躬，然后退场。“冈村翻着脸……形容惨淡，几乎像要哭了。”

此前，就在当年8月15日的广播演讲中，蒋介石说：“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

尽管抗战胜利的一幕幕，已经整整过去了80年，但我们仍然记得1945年《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的文字：

“今天这一幕……我们将来也要讲给子孙听，代代相传。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

日军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也使得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忧心忡忡。

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过中立国瑞士政府，宣告将无条件向同盟国投降的消息传开后，第二天（8月11日），溥仪即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逃离长春。8月13日，溥仪一行抵达中国与朝鲜边境临江县的大栗子沟，到了8月17日夜晚，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向溥仪表示：

“事到如今，对满洲国来说，已是失掉了依靠和存在的意义。我想应由皇上自动退位，来给满洲帝国最后的终结。”

随后，溥仪宣布“退位”，在日本扶植下存在了14年之久的伪满洲国宣告覆灭。不久，溥仪在试图经沈阳逃亡日本时，被苏联军队俘获，随后押往苏联。

作为日本人的傀儡，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国梦碎东北，但部分残余的日军并不甘心。

1945年4月，日军纠结25万大军进攻湘西，企图穿越雪峰山，夺取中国芷江空军基地，进而奔袭重庆。中日双方展开雪峰山大会战，最终中国军队痛歼日军第20军主力，击毙日军12000多人，击伤日军23000多人。中国军队在此次战役中则有7700多人阵亡，12000多人受伤。

在1944年底豫湘桂战役的惨败中，中国军队逆势崛起、奋勇还击，将湖南境内的日军追击到邵阳城下。大概1945年8月13日下午五六时许，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此时正在邵阳城外围攻日军116师团的中国军队中，驻守前线的第100军63师188团团长刘安泰也接到了军长李天霞的来信，命令188团告知日军投降。

尽管日本的裕仁天皇已经下令投降，但邵阳城内的日军116师团仍然负隅顽抗，于是，188团团长刘安泰派出自己的黄副官（具体名字已经遗失）前往通知日军缴械投降。抵达日军阵地的黄副官被日本人用黑布蒙眼，押到一群日本军官面前：

“黄副官这时看清楚了：屋子里的人都是鬼子的军官，个个穿着军服，腰间挂着军刀，叮当叮当地作响。有的似乎在发怒，咆哮着，嘴里哇呀哇呀地叫喊着；有的鬼子竟拔出了所佩戴的军刀在桌子上狂拍，呈现一片混乱、嘈杂之景象。黄副官略一回顾，从厢房的窗口，看见一个鬼子军官正在厢房外面的小花园里切腹自杀……

又一会儿，翻译进了厢房，对他们两人说：

你们到这里来过了，我们这里的情形你们也都看见了，照规矩，我们要把你俩的眼睛挖掉，才能放你们出去，但由于你们是军使，这个规矩就不执行了，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我们日本军队是决不会投降的。”

在讲述同僚黄副官亲身经历的这段生死往事时，188团3营迫击炮排排长饶平如说，当时，困守在邵阳城内的日军又挣扎了一个多星期，最终才决定出城投降。

但并非所有的日军都甘心情愿，在浙江西部的千里岗，100多名残余日军仍然拒绝投降。1945年8月16日，第一次出征的学生兵、江西瑞金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步科大队的士兵余立，就跟随着战友们从江西辗转进入浙江，并奉命追击这支小股日军部队，“潜逃的日军官兵已到了浙西山区的上方镇，在那里抢劫粮食和家畜、家禽，奸淫掳掠……”

在追击多日，最终全歼这支残余日军后，余立又跟随部队转赴杭州城内，接受日军投降，“（老百姓）提着水壶，端着粥饭、熟鸡蛋，在每个圩镇的路口慰问我们这些抗日官兵……我们在民众的欢迎中，唱着黄埔军校校歌、抗日战歌，踏着整齐的步伐昂首向前进。杭州百姓看见这支部队，无不欢欣鼓舞，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迎！”

为了庆祝这光复的时刻，在江西，为了迎接进城受降的国军，九江市民则几乎炸光了全城的鞭炮。

1945年，10岁的刘堂鑫就亲身经历了这场盛况。

当时，刘堂鑫的父亲本为九江海关职员盈远期策略，九江沦陷后，不愿投降日寇的刘堂鑫的父亲隐姓埋名，在城中开了一间杂货铺谋生。1945年9月3日，国军进入九江城内受降：

“天一亮就有人放鞭炮，远远近近地不停地响着。突然街上人声大了起来，人群往西门口涌去，鞭炮声也越来越响。这时我们店三位柜台先生赫尔两个学徒都在忙，开始鞭炮是一封封地卖，后来有人一堆堆地买着去，开始五百头卖得多，现在千字头，两千头，大炮竹都是抢着要。

站头柜的先生热得长衫都脱了，学徒累得打赤膊。还有女人也来买鞭炮。从西门口传来的人声，鞭炮声越来越大，店里的厨子都帮着卖鞭炮，有的人把钱往柜台里丢，抢着鞭炮就走，后来抢购的人太多，听到入城的国军越来越近。父亲这时大声说，‘把所有爆竹箱全抬到街中心来，不收钱了’。

只见学徒和柜台先生，从箱子里拿鞭炮往人群里抛，这时厨子将楼上两箱，五十头小爆竹，也扛到了父亲身边。只见父亲将火柴划着了，往箱子里一丢，不一会全箱爆竹都响了，有一箱的箱板都炸开了，还好没有伤着人。

就在这时国军入城的汽车来了，父亲突然对着楼上喊：‘快放铳！老俵，快！快！快！队伍来了，放铳！放铳！’这时我才发现店二楼窗子大开，我俩位住在乡下的叔叔都站在桌子上，手里端着铳，旁边还有帮着上铳药的人。两杆铳轮流地放，响声很大，火光、火药味，将国军和群众都吸引了。

卡车上全是整齐的国军，还装着重机枪，汽车过后是扛着轻机枪的国军，当队伍经过我们店时，听到铳响，有位长官向着百姓喊了一声，国军敬了礼，接着国军又齐声喊‘一、二、三、四’。这感动人的场面，使得老婆婆们直擦眼泪，我发现国军中有人也在流泪。”

就在南方各大城市纷纷迎来光复之际，北方很多城市由于路途遥远，国军与八路军（十八集团军）一时难以赶到解除日军武装。但在天津，很多市民早已难抑心中的怒火，纷纷出面报复殴打日本人，甚至开始冲击、抢劫日本商店。在天津市区的日本商场大丸商店，早在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公开宣布投降后，就已被迫关门歇业。

到了1945年9月18日，时值日本侵占东三省纪念日，此时国军仍然未进入天津城受降，但愤怒的民众纷纷组织示威游行，开始打砸日本商店和殴打日本人。驻扎天津及周边的日军虽然已经投降，但并未缴械，面对这种危险局面，尚未接受改编的伪军警察局赶紧出面阻止。一直到十天后的9月28日，当第一支美军登陆天津塘沽时，天津局势才算明朗下来。由于中国军队并未及时赶到天津，当年10月6日，最终由美军在天津主持接受日军投降。

在东北，愤怒的中国人民也开始袭击报复，在沈阳西塔的高丽人和日本人居住区，都发生了仇杀“高丽棒子”和日本鬼子的事件，当时，已经18岁，正在沈阳就读奉天铁道学院建筑科一年级的中国学生侯继尧就回忆说：

“（奉天铁道）学院学生宿舍监督官山本一郎，因为经常打骂学生，我们骂他叫‘大驴’的大个子日本人，全家老小五口全被杀光了。（我们建筑科班主任）佐藤家因为人缘好，同中国人亲善，对学生好。当老百姓挖防空洞时，他还从三楼抛床席帮助。‘乱杀’时中国老百姓将他们换上中国服装，躲藏在中国人家中而幸免于难。”

尽管十四年抗战，3500多万中国军民伤亡受害，但宽容的中国军民，仍然以博大的胸怀，对待这些放下武器的侵略者。曾经亲身经历石家庄受降经过的国军第三军参谋处中校科长龚克智回忆说：

“当时已进入初冬……此时日本官兵还穿着单衣，在刺骨的寒风下不断地颤抖。当时我们炮兵营的地点也在西营，和他们住在一起，我看他们这个样子，也可怜他们。我们经常和部下讲：‘他们来中国打仗，也是受政府欺骗，放下武器，也是老百姓，他们也是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我向军里请示，为他们也发了棉衣。”

接受改编的伪满军官施明儒，则在1945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唐山）街头有几处寥寥的小贩，都是日本妇女及小孩儿，提篮子叫卖糖果、烟卷等，衣衫褴褛，穷相至为可怜！回想日本加给我们十四年的压迫和侮辱，我又觉得中国人待他们太宽大了。同时我有感觉到亡国的可怕，‘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然而这是他们侵略的下场！”

日本于1945年8月10日通过中立国瑞士，表达接受盟国指令无条件投降。此前一日（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也由西伯利亚南下，开始对盘踞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迅猛攻击，名义上拥78万兵员的关东军迅速溃败。从1915年开始，受到日本政府招徕，前来中国东北抢夺土地、强行耕种的30万日本人开拓团，也遭到了日本军队的无情抛弃，为了防止日本开拓团侨民落入苏联红军之手，日本人关东军甚至不惜对自己人大开杀戒。

作为开拓团一员，当时年仅23岁的山村文子回忆说，苏联红军南下进攻关东军后，她与其他开拓团成员慌不择路、四散逃命，在抵达哈尔滨后：

“一个难民老人抚摸着我儿子的小手说道：‘我的小孙子也是这么大小，我们开拓团的人看到苏军坦克从远处开过来时，老人和小孩子赶忙换上好衣服，闭上眼睛等着被坦克轧死。可就在那时，日本刀从我们背后砍了过来……我立即用两只手护着我的孙子，可是……’他说着说着声音哽塞。我默默地听着，什么也没说出口。那时我已听说过日本人集体自杀的传闻，但听了老人这样直接叙述后，我的心像是被冰冻起来。

（那位老人继续讲述说）杀死的人都被击中到开拓团部，然后防火烧掉了那座房子和死者的遗体。我跟另一个人合手配合着，总算从那里死里逃生，一路上逃过了苏军的追杀，逃过了暴徒的袭击，好不容易逃到了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回到日本去，哪怕是游水渡过日本海，也得回去，好把这里开拓团的惨剧告诉天皇和那些大人物。不把这个消息传回日本绝不能死！老人说到这里，就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在经历一路逃难，小儿子不幸夭折后，山村文子在长春奇迹般地遇到了自己南下逃亡的丈夫，他们得以幸运地被中国政府遣送回到日本。后来，山村文子回忆说：

“在难民生涯中，我曾遭到过中国人的唾弃和叫骂，由于我对日本伤害中国的事略知一二，所以受到叫骂时的心情，比受关照时还要好些。至今我依然这样认识：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报应到作为日本人的我头上，理所当然，我愿意承受这些报应。”

胜利的喜悦冲击着每一个中国人，队伍中的普通士兵，也不断冒出想法。

国军100军在从湖南转赴武汉受降过程中，士兵们也在不断逃散：

“抗战胜利后，士兵们都想回家，在路上，乘机逃跑者很不少，各连人员都减少了，第九连最惨盈远期策略，士兵听说跑了一半。连长、排长都挑着枪走路，因为当兵的跑了，枪不会带走的。这些枪只好大家分担着挑。”

对于抗战中国军士兵的复杂来源，当时武汉大学学生齐邦媛回忆说，有一次在大后方的一艘轮船中，她亲眼见到船头捆绑了几个国军新兵，对此同船的国军军官说，这些新兵试图逃役，因此才被捆绑起来。尽管抗战中许多国军士兵出于保家卫国的愤慨自发参军，但也有不少国军士兵，是因为家庭贫困想到部队有碗饭吃、被强征兵役等各种复杂原因入伍，因为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后，队伍中的军心难免发生动摇。

对此，时年仅21岁、任新一军接收广州先遣组成员的广州人梁振奋回忆说，新一军在缅甸大败日军、光复缅甸后，又被空运回国进攻侵入广西的日寇，1945年5月后，新一军在广西战场连连得胜，将日寇驱逐到广西与广东两省交界地带。就在此时，日本突然传来投降消息，梁振奋作为当地人被新一军委派作为先遣组成员前往广州，准备新一军进城受降仪式。

1938年广州沦陷前夕，梁振奋与家人从广州逃亡至肇庆。他的家人在肇庆暂时住下，他本人则投奔国军抗击日寇，在1945年从广西坐船往广州，中途船停肇庆时，梁振奋特地请假前往拜见母亲：

“广州沦陷后，我的母亲带着全家人逃难到这里……一别就是七年，我的母亲和姐弟们都好吗？正巧船到肇庆停下，准备上岸买柴火、补充给养。我赶紧向团长请假，要求去看望我的母亲，团长很爽快地批准了。

我穿过市区直奔郊外的下瑶村……一进门就见到我的母亲端坐在门口，好像知道我要来似的。她老了，头发已经发白，一脸沧桑。我走到她面前，单膝跪下——因为我军装在身，不能双膝下跪，给她磕了一个头，她张开双臂搂住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泪流满面……我只在家中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万般不舍也只能依依惜别了。我告诉母亲，我就要回广州了，我们一家在广州再见！

……（回到船上）虽然迟了点，但团长也没有批评我。我这次探家在船上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轰动，那天晚上，半夜起来‘上厕所’的人特别多，陆续有人跑到我的铺位前来问长问短：怎么样，见到妈妈了吗？他们脸上的表情，一半是为我高兴，一半是羡慕嫉妒加期许。大家都想家了啊！”

1945年9月7日，在缅甸和广西战场上接连击败日军的新一军进入广州。这支清一色美军装备的王牌军队一律穿着皮鞋、打着绑腿，“通过大街小巷，以连为单位，高歌行进，步伐整齐……嚓嚓嚓的皮鞋声、嘹亮的歌声”，使得迎来光复的广州市民激动不已。

新一军官兵当时在印度和缅甸驻扎征战三年，由于“平日所发薪饷全是印度纸币卢比，币值很高，一元印币约相当于国内法币二十元”，因此几年下来，勇猛征战的新一军官兵们，普遍都积攒下了一点积蓄。在经历战火的洗礼后，见惯了生死离别的战士们，都渴望有一个家：

“远征军回国之后，无论到上海（新六军）到广州（新一军），都有一个普遍的现象，许多官兵急于交女朋友，准备结婚。事实上凭着他们英勇的事迹、健美的身材、笔挺的服装，以及略有储蓄的经济基础，交女朋友易如反掌。许多小姐对于凯旋回国的英雄十分钦佩，争相结识，以交上远征军的官兵为荣，因此许多官兵都结了婚，有了美眷。”

与士兵们相比，大量在抗战中逃难到四川等大后方的民众，则归心似箭，渴望回到光复后的故乡。此前，大后方的人们并未想到胜利会在突然间到来，所以大后方的民众，仍然在以各种高价囤积着各种物品。然而，突如其来的胜利，使得物价奇迹般地降了下来，而最为紧俏昂贵的商品，变成了车票、船票和飞机票。

那时候，在经历十四年抗战的艰辛岁月后，无数跟随国民政府西迁的人们，充满了对故乡和新生活的热烈渴望，人们挤破头，托着各种关系，付出比原价高出许多倍的价钱，还不一定能搞来一张薄薄的返乡的票。

那时候，大后方的民众几乎全部赤贫如洗，尽管如此，无数的人们还是汹涌着，渴望踏上返乡的道路。

著名作家叶圣陶，在他的《东归江行日记》中，记述了他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坐船返乡的情境：

“上午，船仍不开，船主与棹夫议工价，摊钞票若干叠于船头……结果，每一棹夫得工价二万八千元，到宜昌。十一时后，解缆撑篙，自此与重庆别矣。”

为了返乡，无数故乡本在长江下游的“下乡人”卖掉所有家当，只为早日回归故乡。当时，年仅22岁的兵工学校学生曾昭崙，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坐在一只由小火轮拖着的木驳船上漂流直下长江：

“东下的路除极稀罕的航空外，只有一条长江水路，而船只非常之少，有一些投机商人搞到一只破旧小汽船略事修理，在其两侧各绑上一只比汽船大得多的、用四川廉价木材制成的驳船，用以输送心急如焚的还乡客人。他们高价卖出船票，到目的地把木驳一拆又高价卖出木材，两头获利。”

由于长江三峡激流凶险，这些驳船经常翻船覆没，造成船毁人亡。尽管如此，迫不及待想要返乡的人们还是“几乎人人都准备了救生圈、软木背心等救生用品”，渴望着“千里江陵一日还”。

这种类似于长江漂流的旅程风险极高，但还是一票难求。就在沿着长江直下的旅程中，当时年仅13岁的学生顾慰庆回忆道：

“看到沿岸破旧的房屋，江中不断出现倾覆的小船、浮尸和杂物，感到国家的贫穷落后……在岸上，遇见不少乞讨的人群特别是伤兵，更使人痛心。”

对于这种战后国家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局面，1945年时年仅20岁的高三学生林福伍，在考上河南大学后、从陕西坐火车返回河南的旅途中，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

“沿途的所见所闻，让人心寒，农村一片破落，从乡民的脸上，看不到半点胜利的喜悦，依旧是目光呆滞，满面倦容。至于城镇，则是断壁残垣，废墟处处，没有半点兴旺气息。当时正值寒冬，遍野灰蒙蒙的。‘古道、西风、瘦马’虽不完全是眼前的写照，可是荒凉萧索和冷落，却是眼前的画面；愁苦、无奈和颓废却是眼前的情景。这大概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吧！历史上逐鹿中原的故事，我是早有所知的。”

故乡满目疮痍，这也让许多的人伤感，武汉大学外文系新生孙法理在1946年返回武汉后，满怀着复杂的心情：

“我还见到过不少遗留在中国的日本战马。我曾去过湖北中部的一个小地方沙洋为同学代课。在那里我见到一些高头大马，四处游荡。后来才知道，那是日本军队的战马。日本投降了，没人饲养和理会，它们只好到处乱跑，在日晒雨淋中度日。据说已经死掉了很多。我可以想象它们当年的威风！而等待它们的命运也只能是陆续死掉——不知道为什么国民党部队不予收留，而老百姓也不肯牵回家使用。

还有件事让我们不高兴。日本占领时期武汉大学的宏伟建筑是被他们当做首脑机关用的。他们就在珞珈山种满了樱花树，那又是他们的殖民行为。我一见这些树就生气，恨不得立即全部砍掉。可细细一想，既做不到，也没有必要。据说现在那樱花树已成为武汉三镇的著名景点。阳春三月花开似锦，总能吸引大量游客来参观。但这事是不能想的，至少我就不能想，因为一想就不愉快。”

对于亲身经历过抗战的中国人来说，日本人遗留的一切，就像深深的刺，终生都刺痛着心窝。

而日本人也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中国。参与光复台湾的62军炮兵营中尉何季元就回忆说：

“在接收日军武器物资方面，据说日军很狡诈，武器物资列册点交表面工作做得很正规，点交的武器摆列整齐，擦拭干净，但枪炮及军用仪器、器材，要害部分不少已被破坏，不能使用；不少物资藏于山洞，将山洞口封蔽并加以伪装，不列册缴交，后经知情的台胞揭发，才发现山洞内藏着许多武器、装备、粮食、罐头、食品等，是日军准备长期抵抗所囤积的，拒不缴交，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再侵台时取用。不少台胞都听到日军官兵叫嚣：‘20年后我们再回来！’

……日军藏于山洞的物资不在点交册内，因此秘藏于山洞的物资，部队或政府组织只要留张取用多少的条子便可领用。记得我炮连也吃过不少分配下来的凤梨罐头。”

尽管对于胜利之后的现实，多少带着遗憾，但是，作为100军188团3营迫击炮排排长的饶平如，还是对于战后的重建充满了希望。战后到了1946年，他随部队驻扎在江苏泰州，还曾经跟随营长，到泰州城中跟随一位英语教师学习英语。

“我们两个‘上学’时，营长骑的是一匹粗壮的大黑马，我骑的是一匹棕褐色的、35号（马的臀部烙有号码）澳大利亚种的骏马。到了教师家中，把两匹马暂时栓在柱子上，两匹马昂首长鸣，门柱为之震动，老师倒大吃一惊。

我们的课本由老师选定。我们三个人坐在厢房的一张方桌上，每人坐一方，我还记得，第一课是‘The Earth’，第二课是‘Frankness’……我们都是为将考陆军大学而做准备的。”

那时，每个人都在为和平建国积极谋划，没人细想过即将再次到来的硝烟战火，到了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最终在蒋介石的一再邀约下，乘坐专机赶赴重庆谈判，在机场，毛泽东向中外记者们，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

当晚，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官邸设下饭局，静静等候毛泽东。

从1927年国共兄弟相戕以来，蒋介石与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已经18年没有见面了。

两个人在重庆林园官邸握手，一起合影。旁边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说了一句：

“好莱坞！”

这个如大片般的历史性时刻，被照片定格下来。《大公报》的记者子冈对此描述道：

“毛泽东先生，52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